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进行论文的最后修改，填写毕业相关的材料，在学校的两个校区间来回奔忙，向家人汇报自己的近况，将一些杂物寄回家，与导师吃个饭并听取最后的教导……这便是我在过去一个月里忙碌的种种事宜。离别的倒计时正在进行。很快，我就将离开这个从未想过要来的城市，离开这所意料之外的学校。
第一次接触人类学是在2018年的夏天。彼时我刚刚从一件繁忙的事务中被迫抽离出来，那些曾经奋斗过的事业突然与我无关了，我的身心变得空荡。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只好把自己埋在书堆里。正是在这时，我遇见了费孝通、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也遇见了福柯、萨特、波伏娃……他们的话语滋润了我，也给了我一个想要奔忙的新事业——人类学。
我不记得从何时起我又变得颓废沮丧，大约是得知考研初试成绩时，大约是疫情爆发时，大约是初到学校时。考研的失败让我来到一所从未想过要来的学校。可无论何时我都保留着一丝希望，盼望着能在人类学的世界闯出一片天地。现实却打了我的脸。疫情的持续让田野调查举步维艰。我渴望着前往国外，想要做出一些成果，可学校的资源无法支持我，疫情也让我的计划变得全无可能。
研一的暑假我前往兰州市郊区的村子做调研，在村子里住了一个月。可是这个村子与兰州的联系太过紧密，他们的言语无时无刻离开过兰州——这个囊括了我的学校，也囊括了当下的我的城市。我渴望成为一个隐士，一个在村庄的透明人，可与村民的谈话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现状是如何。这份我渴望隐瞒的耻辱被不断提起。在内心的煎熬下终究是没有做出想要的成果。
与我同行的伙伴也越来越少。学校的人类学专业每一年只招收三个学生。我的伙伴本就不多，可其中一个读完了研一便退学了，另一个的田野调查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导致无法完成论文，只能延迟毕业。于是，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站上答辩的舞台，面对人类学系的四位老师，以及兰州大学的两位教授。
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目标从在人类学界深耕，变成了顺利拿到毕业证就好了呢？
从一个月的村庄田野调查回到学校后，我感到颇为沮丧。我没有感受到老师们所说的“文化震撼”。恰恰相反，我觉得村里的人所喜悦的、兴奋的、悲伤的、痛苦的都与我无异，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对这样的结果我非常不满意。
我向导师提出，希望毕业论文可以继续做这个项目。可我完全没有底气，仿佛心底里也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导师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让我先做好具体选题和文献工作。
这个学期导师给我们上“人类学原著导读”课程。我最初对这门课信心满满，因为觉得自己读过的人类学原著不少，而且有些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但导师却另辟蹊径，没有教授我们经典的著作，他有自己的选择，讲授那些他认为值得去读的作品。
也是在这课上，导师第一次提到了“情感人类学”与“自传式民族志”。自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进入反思时代
以来，出现了许多与传统民族志迥异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是为了打破以往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让人类学变得更纯粹。情感人类学是一种取向。它要求在民族志中加入情感，不再是冷冰冰的研究数据，而是真真正正表达被研究者的心声。
自传式民族志则走得更远，它让研究者直接就变成了研究对象，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导师为我们展示了两种类型的自传式民族志，即露丝·贝哈的“动情的书写”与卡洛琳·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式民族志”。
又到了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自传式民族志”瞬间便抓住了我的眼球。导师让我阅读卡洛琳·艾理斯的原著。这本名叫《最后的协商》的书籍尚未有中文版，我便硬着头皮花了两个星期啃下了这300多页的鸿篇巨著。然后我清楚了，这就是我想写作的东西。然后我便向导师提出：我的毕业论文要写自传式民族志。
与早早定下写作方式不同，主题的确立却花了许多时间。导师首先让我完成一些回忆录的书写。我便将从出生到初中时的故事呈现给了他，以及一个让我无法忘怀的主题：重要亲人的死亡，尤其是母亲的死亡。这些故事发自肺腑，都是实实在在从内心深处挖出来的，但导师却认为过于杂乱，没有明确的主题。他更喜欢那个关于死亡的主题，只是要写死亡难度很大，但导师依然鼓励我这样写。
我最初有些抗拒，我更希望写作个人的成长历程，但这些东西太不“人类学”，导师依然坚持让我写作死亡主题。他向我推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作品，我只能按着他的旨意硬啃下去，虽然无法深入，但还是有了不少新的见解。我与导师就论文主题问题吵过几次架。我想写自己的主题，却拿不出具体的方案，最终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
很快就到了期末，我们进行开题答辩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完成了开题报告，站上了开题答辩的舞台。人类学系的几位老师正襟危坐，全然没有被我幽默的陈述打动。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最重要的便是自传式民族志这一研究方式的问题。这种研究如何保证客观性？如何保证材料的真实性？还有死亡问题该如何研究？我被一系列问题问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回答。
幸运的是，导师之前带的学生也写过自传式民族志。她甚至可能是中国人类学自传式民族志写作的先驱。这位师姐的作品也给了我一些信心。老师们也相信在我导师的指导下我能完成这部自传式民族志。但对于“死亡”这一主题，老师们仍然有些怀疑。导师组组长提出：“或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亲人的死亡，而是在计划生育上”。
计划生育，多么熟悉的一个词！这个伴随了我多年的成长过程，渴望在内心最深处将其抹去的词！我不清楚老师为何要这样说，可我知道他的的确确抓住了我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角落。我不清楚该如何概括自己的过去，但毫无疑问，“计划生育超生男孩”这一身份必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当即决定自己该做的应该是挖掘作为“计划生育超生男孩”这一身份的意义。
回到家后我便开始着手进行研究。自传式民族志最重要的便是对情绪的运用，研究者必须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了解过去发生的事，理解当时的感受。而日记与回忆录便是重要的工具。我找到了本以为早已扔掉的五本日记本，记录了我从初三到高三写作的许多文字。
与师姐从小到大的日记都有保留不同，我小学时写作的文章都已不见踪影。但这些已经足够。尤其是2012年写作的那部回忆录，记录了我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时的生活，那是我非常珍贵的回忆。当我重新翻开这部多年前的作品，许多的情绪都涌上心头，尤其是那些讲述奶奶去世的部分，让我再一次回到曾经的回忆中，让我潸然泪下。
这五本日记本与后来在网络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便构成了我最基础的研究资料。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依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自传式民族志写作中，访谈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只是我所访谈的是我身边的人。我访谈了父亲和后妈，但他们并不清楚我是为了论文跟他们聊天。家族中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在写自传式民族志的只有姐姐，她也的确给了我许多重要的，我之前不曾了解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对小姑、小姨以及多年未联系的童年好友的访谈。
访谈工作我做到去年六月份就基本结束了，我已经理清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在此期间，导师与我联系，询问研究进度，以及给我推荐一些书籍和理论。我始终没有对导师说“我想写计划生育超生男孩的故事”，导师也没有过问太多。他知道只要我写的是人类学作品，只要我写的是自传式民族志便可。
就在这本该开始着手论文写作的时候，我却陷入了停滞。我突然地对论文写作产生了巨大的疑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这期间我假装在努力着，写了大量的文字讲述高中以后的生活。但这些内容在我想研究的主题中只占据了很小的比重。我将这些文字拿给老师看，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这些仍然只是一些田野笔记，其中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类学的东西。
我感到很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下学期开学，我本想回到学校完成论文，可那时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学校想要开学也要评估许久。而且只上了两个月的课，学校便把学生遣回家了。我无处可去，只能一天天地虚度光阴。
为何会迟疑这样长时间？一方面我一直住在家里，每天面对父亲和亲人们。父亲是我故事中毫无疑问的重要角色，许多事情都与他有关。而同在一个屋檐下我着实害怕讲述他的故事。父亲在我的故事中并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恰恰相反，他是我儿童时最重要的反派角色。但如今的他已经老迈，我实在不忍心在他面前写作曾经的与他有关的痛苦回忆。
另一方面，我害怕这部自传式民族志会毁了我的前程。因为其中我需要展示自己过去的懦弱与不堪，我在其中扮演的同样是不讨喜的角色。尽管许多毛病在成长过程中已经改正。但将曾经如此不堪的自己展示出来依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如果不展示出来，这部自传式民族志便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意义，沦落为平庸之物。
超生儿童本就带着“原罪”。他们是在政策所不容许的情况下被生下来。可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从来没有做错什么，一切都是父母的决定。可他们一被生下来便承担着这份“原罪”。小的时候，即使被父母和亲人百般呵护，我仍然感到非常局促。很早我便意识到自己身上携带的这份“原罪”，他们给予的许多好处都很难让我满足，还会徒增愧疚之感。
这样不堪的过去我该如何去讲述？仿佛有一个法官在宣读我的罪证，有一个刽子手随时准备对我动刑。可怕的是，这法官和刽子手还需要由自己担任。如何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我陷入了迟疑之中。如果我审判了自己，是否能让这份负罪感减轻一些？是否能获得这部作品的荣耀？可他们呢？那些我最亲近的人呢？我也一并审判了他们。这像是与魔鬼做了交易，我献出了自己，献出了亲人，只为完成这部作品，只为让自己的负罪感减弱，只为获得些许荣耀。我到底该怎么做？
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年末。我不记得自己做过多少次噩梦，梦见自己站在答辩舞台上，给老师递上了未完成的残废品，然后被老师一顿痛骂，最后延迟毕业。许多次我被这样的噩梦惊醒，痛苦地大声嚎叫。
我很清楚自己不能再这样迟疑下去。无论是对自己进行审判，还是与魔鬼交易，我都必须完成这部作品。我搬到了山上寺庙旁的小房间，那是父亲买下的过退休生活的房间。在这里至少我不需要随时面对父亲，能够得到一些自己的空间。我终于开始着手论文正文的写作。我将论文的标题定为“被隐藏与被保护的”，这个标题致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而且最能概括超生男孩的经历。
可意外事故接连不断。我刚写完一章，全国便放开了。大家再也不用戴着口罩上街。不出意外，我第一次阳了。这次阳了让我休息了快两个星期，论文自然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很快地，又到过年了，亲戚朋友从外地归来，每天我都需要去接待他们，带他们玩耍。等他们离开了，我继续投入论文写作，但过了两个星期又要开学了。在这两个星期里，我完成了主体四章的初稿，而绪论部分只写了一点，自己该用怎样的理论完全不清楚。
开学也拯救了我。我立刻回了学校，继续论文写作。回到学校后我反倒轻松了许多。尽管距离预答辩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我的写作反倒轻松许多。论文的主体已经完成，我需要的只是给它添加一些理论。只是这实在不是我擅长的部分，我写得并不好。
一个月后，我战战兢兢地将论文初稿发给了导师。我很害怕收到他劈头盖脸的批评，因为修改论文主题的事我一直没对他明确说过。但幸运的是，导师并没有批评我，反而认为我的论文已经达到了他的基本要求。之后我按他的要求进行了第一次较大的修改，然后便迎来了预答辩。
4月11日预答辩开始。预答辩只邀请了学院人类学系的四位老师。这四位老师我都与他们十分熟悉。但我受到的批评依旧不少。老师们对我们的论文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包括标题、摘要、绪论、引言、文献综述、理论等多方面都有许多意见。这些我都预料到了，因为的确，这些部分我都写得非常赶，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考虑。
但他们并没有批评我的正文，反倒夸赞我文笔好。这也在意料之中，我向来对自己文笔有信心，而且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挣扎后写出的文字必然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最后导师们经过商议，决定还是让我通过预答辩，只是我的论文仍然需要做较大的修改。
又是一个痛苦的星期，我着手进行论文修改。导师给了我许多建议，一些修改的部分我直接参照导师的建议。只是导师是蒙古族，遣词造句能力并不强，他修改的部分我仍然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再写一遍。修改之后，相较于原本的初稿，的确要工整许多。然后论文便送审了。送审之后我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送审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才到正式答辩。这期间我几乎没有想修改论文的事，沉浸在休闲娱乐之中。我本打算等正式答辩前的一个星期再做论文的最后修改，只是学院经常通知不到位，提前两天才告诉我答辩时间。我只好匆匆忙忙地修改了论文，还要给兰州大学的两位老师送过去。
5月17日进行正式答辩。通常正式答辩都要比预答辩轻松一些，只是在兰大的两位老师面前我希望表现得更好一些。但我仍然低估了这次答辩的难度。因为只剩我一个人进行答辩，老师们拥有充足的时间向我提问，便提出了许多较为刁钻的问题。我对此全然没有准备，只能凭着对论文的熟悉，以及一些语言技巧勉强回应了老师们的问题。
我回答每个问题都特别紧张，但想着要在兰大的老师面前好好表现，还是呈现出了最好的状态。事后导师夸赞了我这次答辩的表现，说其他的学生只能答，而我能答又能辩。
兰大的一位教授提出，我的论文仍然过于关心自己，没有体现个人经历对社会的意义。他说了许多这方面的东西。而我也有了自己的理解：自传式民族志从来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尽管它的最重要意义是治疗自己曾经的创伤，但重要的是，它对那些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而言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第一个勇敢地讲出这些经历的人变成了一个标杆，这个标杆需要带领他们走出这段痛苦的过去。
在后来的修改中，我根据这位教授的建议添加了一些时代背景，但仍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是颇为遗憾的事情。但我很清楚，这篇论文以后注定会被人翻起，让一些人重拾对生活的勇气。
在老师们讨论后，他们宣布了最后的结果。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而且成为了优秀论文。优秀！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想过的结果。我本以为能够顺利将它完成就好了，而它竟然获得了优秀！这一刻我终于觉得一切都有了回报！
后来导师跟我说，这篇论文也许暂时不会受到很大的关注，但在几十年后，当人们回顾中国的自传式民族志发展历程时，这篇论文必然是很难跳过的。导师大约是很自豪的，他培养出国内第一个写自传式民族志的硕士，又培养出我这样一个把自传式民族志继续深入的硕士。我的师妹也在写自传式民族志，我不清楚她的作品最终会怎样呈现，但我在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与磨难，可以作为重要的经验传承给她。
而这篇论文对我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超生男孩”作为一个我本想遗忘的身份，如今被重新拾起，而且还用这样重要的论文去书写它。我已经完成了对自我的疗愈，与过去的自己实现了和解。我不再害怕谈起“超生男孩”，不再害怕这个身份带给我的痛苦，而且这一身份也将成为我与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伙伴的联结。
而且我完成了与家人，尤其是与父亲的和解。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尽管我并没有明说，但父亲多少是察觉了我在做的事。我与他吵过好几次架，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甚至希望他给我一个道歉，可他并不是一个愿意让步的人。回到学校后，这个道歉隔着电话传来了，我不清楚他做出了怎样艰难的抉择，也许是累了。这个折磨了我们家许多年的问题，总该让它过去了。
我早已不是一个超生男孩，可只有正视它才能让自己变成真正的男人。我向内心深处的那个超生男孩做出最后的告别。他将不再是一个阻碍，而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正如伊蒙学士在绝境长城对琼恩·雪诺说过的话：kill the boy, and let the man be born.
jerry yuan
202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