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林: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讨所博士研讨生，首要研讨方向为成人组织与思维知道教育
［摘要］政治社会化是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重要使命，儿童政治启蒙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有用途径。政治社会化的研讨阅历了从体系持续性视角以及终身翻开性视角的改动，并提示了儿童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打开规则，为改进和加强儿童政治启蒙教育供给了有利启示。根据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儿童政治启蒙教育要树立微观政治体系和学生政治日子两种视域，以及发扬家庭教育和社会传媒的教育作用。
［要害词］政治社会化；儿童政治启蒙；微观政治
儿童政治社会化思维源于西方，首要来历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公民教育的研讨，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西方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论题。正如政治专家杰克·丹尼斯所说，我们之所以对政治社会化进程进行如此严峻的研讨，首要缘由是知道到政治社会化进程与政治体系的平稳和改变有关。不管中西方，政治教育一向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出题，在西方教育中首要体现为注重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在我国则是注重儿童政治启蒙教育。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启蒙几乎是同义语，二者研讨目标相同，只是其研讨办法和学科基础不一样。经过收拾、研讨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打开，可为我国政治启蒙教育研讨与实习供给经历与启示。
一、西方儿童政治社会化理论概述
政治社会化研讨鼓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美国专家翻开先河，戴维·伊斯顿和杰克·丹尼斯的《政治体系中的儿童》、赫伯特·海曼的《政治社会化》、弗雷德·格林斯坦的《政治社会化》，理查德·道森和肯尼思·普热维特的《政治社会化》等皆为与儿童政治社会化亲近有关的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社会化研讨特别重视前期社会化和儿童对政治声威人物的认知。有专家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研讨归纳为“共同模型”，其根柢特征首要有四个:一是政治社会化始于自个生长的前期，并具有规划化的特征；二是政治声威人物形象是仁爱的；三是对政治声威人物的信赖会转移给政权；四是政治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体系的坚持[1]。总之，非政治性的人与人的联络变成了解政治联络的源泉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意等国对政治社会化的研讨初步走向世界化[2]，研讨主题愈加多元和广泛[3]。
1.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内在谈论
厘清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打开源流和内在是深化儿童政治社会化研讨的逻辑起点，根据不一样的视角，可以发现西方专家对政治社会化概念的了解存在歧见。
（1）个别学习论视角
格林斯坦对政治社会化的论说当属其间的代表，他认为政治社会化指日子进程中的一切政治学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方案的和无方案的，既包括影响政治行为的显着的政治学习，也包括影响不甚显着的非政治学习，如与政治有关的社会情绪的学习和特性特征的获得[4]。个别学习论从个另外视点审视政治社会化，并将政治学习的领域拓宽至往常日子中，杰出个别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主动学习和自立内化的进程。
（2）文明传承论视角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明构成、坚持和动态生成的进程[5]。兰顿将政治社会化看作是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其政治文明的方法[6]，其中心偏重政治文明的维系和连续。这儿对政治文明的说明是了解政治社会化的要害。
（3）社会教化论视角
赫斯和托尼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集体或机构教训年少景员或新成员学习、掌控有关的价值、情绪和行为的进程[7]。西格尔和格林斯坦进一步将机构规则为“政治教育机构”，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教育机构有知道地灌注政治和政治价值观的进程”[8]。社会教化论视角重视“自上而下”的教育练习，但某种程度上无视了隐性政治教育的作用，且对“自下而上”的主体学习重视缺乏。
政治社会化的三种界说包括“个别学习”“文明传承”“社会教化”三注重角，三者不对错此即彼的联络。政治社会化是经过个别学习和社会教化，完成个别由“天然人”改动为“政治人”的进程。特守年代布景下的社会打开诉求与儿童心思特征构成了儿童政治社会化的两大动力，一起影响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方针、内容和办法。
2.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首要观念
政治与儿童的联接何在？大约向儿童传递何种与政治有关的内容？这是儿童政治社会化研讨中思考的首要疑问。跟着研讨的深化，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研讨从微观走向微观。
（1）建构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进程观
个别政治社会化是片面与客观二者互动的进程，除了客观影响，个别性格等片面要素也不容无视。个别性格要素如认同要素（自负、才能趋力、社会定向）、认知要素（智力、认知内容）、情感要素等，会影响政治社会化水平[9]。已有少量实证研讨证明儿童的心思特征，如意志、自我效能感、心境调度等[10][11][12]，对成年时期的政治行为具有显着影响。除此之外，约翰·霍尔拜经过实证研讨提示了年少阅历与成年后的政治行为之间的暗箱联络，他认为儿童在很小的时分可以没有构成政治情绪和价值观，但年少时期打开的调度思维、动机、心境和行为等社会意理技能，作为成年后可使用的心思本钱，是影响成年期政治行为的重要要素[13]。个别性格作为内隐要素，既是外部环境影响的成果，也作为中介调度变量，影响外部要素发扬作用的作用。
（2）从体系持续性视角向终身翻开性视角的改动
前期的政治社会化研讨受弗洛伊德精力分析方法影响，认为个别前期就构成了安靖的政治倾向，一些重要的政治情绪如政治效能感、对国家的根柢忠诚等会贯穿其终身的打开。这种观念将政治社会化看作是政治体系的首要输入功用的一有些，可以滋长或阻止政治体系及其构成有些的耐久性和平稳性。伊斯顿和赫斯的研讨标明，当孩子结束大学学习时，
许多根柢的政治情绪和价值观现已健壮树立，并了解根柢的政治概念。伊斯顿认为社会化关于坚持平稳性的作用，不只体如今代际之间，也体如今同代人集体内部[14]。戴维斯也认为，政治社会化“始于三岁支配，根柢在十三岁时结束”[15]。前期政治社会化研讨集合于年少时期那些有助于政治准则平稳和持续的政治取向的打开上，被认为扮演了灌注美国政治体系所撑持的价值观的人物[16]。
跟着研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根据标明，年少时期获得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倾向，如党派倾向和政治信赖，不会贯穿终身，也不会构成后来特定政治情绪的基础。总的来说，我们在政治情绪上保有较大的活络性，儿童前期的政治倾向会被随后的一些政治作业改动。因而，许多专家走向“翻开性观念”，首要谈论家庭、作业、个别需要等要素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认为“我们的政治取向反映了他们当前在作业、家庭领域中所扮演的人物中的社会化”[17]。另外，个别不一样期间的政治情绪、行为体现与其政治学习期间具有有关性。例如，weissberg提出政治学习的三种模型，根柢的政治归属感与爱国情感的学习，例如对符号（如国旗）等方面的学习是从儿童前期就初步的；根柢的政治认知、一般性方针的评价的构成则在儿童后期至成人期之间，具有较显着的学习作用；到了成年期，个别政治学习的规模早年期的“一般性”政治情绪与行为，打开到往常政治进程或具体政治领域的政治学习[18]。换言之，个另外政治打开是持续终身的，前期的政治情绪会影响个别政治打开，可是这种影响也会被其他的重要作业所替代。政治社会化的疑问实践包括初始社会化期间、社会化速度、有用社会化期间、再社会化、去社会化等许多子疑问，需要从个别不一样的生命期间进行查询。
二、政治社会化视角下儿童政治启蒙的打开特征
儿童心思打开的特征抉择了儿童政治打开的特别性，掌控儿童政治打开的特别性也是进行儿童政治教育的基础。
1.儿童政治启蒙的认知打开特征
（1）儿童政治启蒙具有期间性
伊斯顿和丹尼斯将儿童政治社会化进程分为四个期间。首要是“政治化”期间，儿童初步对政治领域感快乐喜爱。其次是“品质化”期间，儿童经过几种权力方法初步触摸政治准则。再次是抱负化期间，权力方法随后变成价值判另外目标，即用抱负的眼光去看待品质化的权力，非好即坏，这就抉择了儿童对它的爱和憎。最终进入“准则化”期间，他不再单纯地去看几种孤立的政治权力方法，而是调查现已构成准则的权力全体[19]。道森和普鲁伊特从年纪的视点进行区别，在《政治社会化》一书平分析了从儿童到青年（5～18岁）期间的政治老到进程。他们认为儿童5～6岁初步知道到政治日子的某些要素，对国家有必定的豪情。在7～13岁时，有关政治的常识显着增加，晓得总统代表必定的人物。在13～18岁时，树立了必定的政治崇奉和情绪，究竟构成某些政治本质[20]。儿童对政治的快乐喜爱最高点呈如今七大学和8大学[21]。这与儿童的认知特征具有共同性，儿童思维打开从具体形象思维向笼统逻辑思维过渡，对政治的认知也从政治情感打开到笼统的政治崇奉。
（2）儿童的政治认知从个别声威过渡到政治集体
在政治领域，对儿童而言校长和差人（当地录用的官员）特别代表了家庭和学校之外的外部声威，并从最大学直持续到整个大学期间。儿童在生长进程中越来越晓得其他声威机构，例如法院、国会和当地民选官员。一起，伊斯顿和丹尼斯对政府在儿童中的形象的研讨标明，儿童对政府的开始形象体现为对总统的知道，逐步从总统等“自个人物”转向政府的“集体特性”，从特性化的打点声威概念转向政府的“法令理性”人物，并逐步知道到政权控制和群众民主以及一般公民之间的联络[22]。这标明儿童逐步具有必定的笼统思维，能将理性的政治认知改动为凌乱的政治判别。
2.儿童政治启蒙的情感打开特征
（1）从活泼政治情感过渡到理性政治情感
跟着年纪的增加，儿童对自个国家的各种标志就有了活泼的情豪情绪，尽管那时理性知道还比照迷糊。赫斯和托尼的研讨标明美国的大学生对美国国旗、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公民有着激烈的活泼情感[23]。而且，儿童在对政府“是啥”构成更具体的概念之前，就获得了对政府当局的非常清楚和活泼的情感[24]，这种前期情感依托于理性化发生，并在儿童进入少年期时才会呈现[25]。在10～12岁时，儿童对政治领域的了解初步萌发，全部呈现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打点论的朴素了解。儿童不只能从天然特征（疆域、人员）和文明特征（风俗）界说国家，也能逐步知道到国家的政治特征。例如，儿童可以将民族国家愿望为一个具有中心权力的领域，法令在该领域内广泛实施[26]。儿童的政治打开并非单向度的，儿童的政治认知又会反作用于其政治情感、情绪。berti和andriolo经过对三大学学生在教育前后对中心政治概念（法令、民族国家、政府）的了解的研讨证明，充分供给和传递政治信息可以前进儿童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知道和快乐喜爱[27]。
（2）从一般情感搬场到笼统的政治情感
赫斯和托尼对儿童政治学习方法的分析中，提出一种“人际联络转移方法”，偏重政治学习是一种人际联络的转移，如对父母、对教师的联络可以投射反映其日后对政治声威使命的应对联络[28]。伊斯顿等人对中大学的政治倾向的查询研讨发现，当需求罗列美国最佳的三件事物时，低大学的儿童（7～9岁）罗列出的大多是一般的社会构成有些，例如学校、国家、动物和花朵等。对相同的疑问，巨大学（12～13岁）儿童的答复多具有政治知道，例如民主、政府、推举、言辞安适等。研讨成果标明，儿童亲自阅历的事物激起的情感会跟着本身生长转移到笼统的政治符号上[29]。换言之，儿童的政治打开以一种直接政治社会化的方法体现，个别非政治的认知和情感会投射到政治领域中，转化为政治情绪。
三、政治社会化视角下儿童政治启蒙的途径
1.重视微观政治体系
这类研讨树立在带有显着规划主义特征的微观政治情绪之上，对政治体系进行了全景探视。伊斯顿提出政治体系的三个首要目标:政治一起体（社区）—政治上联合在一同的人的集体；政权准则—宪法次序，包括政治人物和机构及在政治上处置作业的规则或标准；政治声威—权力人物的占有者[30]。政治声威扮演了政治抉择计划的人物，政治标准供给了政治抉择计划的规则和次序，政治一起体则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联络。这种区别偏重于对政治体系的中心功用、规划、进程、人物体系或其他要害方面的分析。赫伯特·海选用了一种更为精约的分类方法，他直接将谈论的政治内容分为两种根柢类型:与政治参加有关的，与政治方针或知道形状有关的[31]。这为政治内容的类型赋予了更大的空间，但也简略致使政治内容的随意性、广泛性。更多的专家选用更为集合的分析办法，重视政治体系的某一方面，查询儿童对国旗、国家机构、政治人物等政治要素的情感与情绪。如格林斯坦（greenstein）根究政治声威人物在儿童中的形象，发现儿童倾向于将声威人物视作“仁爱的领袖”[32]。伊斯顿和丹尼斯查询了不一样年纪期间的儿童对政府的认知[33]，赫斯还谈论儿童对法令的认知[34]。
2.重视学校政治日子
长时刻以来，咱们关于政治的了解和知道首要会集在有关国家准则组织、权力规划和作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安适、对等、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观方面[35]。应当说，这样一种微观的政治社会化对个别由“天然人”改动为“政治人”起了要害作用，可是政治就其形状而言不只体现为特定的国体、政体、政党行为，以及特定的政治准则和运转规则，也体现为往常日子中因各种利益博弈所构成的权力联络[36]。儿童对政治权力以及个别权力、责任了解更多来历于往常日子，往常日子中的社会交游反过来影响儿童的政治情绪。因而政治社会化研讨要加强对儿童微观政治日子的研讨，例如谈论课堂打点、少先队活动、师生互动、教科书等微观形状在儿童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赫斯和托尼认为学校是政治社会化中最重要的署理人。一方面，学校教育是传递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体系性政治常识的传递作用最为显着，可以推进儿童政治常识的掌控，以及政治思维方法的习得。其间，学校隐性课程（学生参加、学校打点、课堂活动等）在影响政治情绪方面比显性课程发扬了更为重要的作用[37]。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活泼参加家庭和学校抉择计划的青少年很可以到成年时在政治上也体现非常活泼[38]。另一方面，学校中的师生联络对学生的政治观念、情绪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影响学生对声威的情绪。再者，火伴集体也是学校环境中影响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要素。阿尔蒙德等人对儿童集体对自个政治社会化影响的研讨标明，儿童所属集体的民主程度、权力形状、政治化程度等对儿童的政治心态有重要影响[39]。也就是说，学校作为一个环境体系，经过显性课程、政治活动，以及隐性的人际联络、学校空气一起描写了儿童的政治情绪。
学校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 of school）研讨可看作政治社会化研讨的一个分支。学校作为一种社会规划，由氖亟谶有意义、价值和标准的文明构成，且与作为政治体系的意义、价值、标准具有内在共同性，学生经过人物扮演在其间获得一起体感、标准感，以及对当局行为的活泼等待。可以说，学校社会规划推进了儿童的政治社会化[40]。比较直接教育，学校微观政治更重视隐性的教育影响，例如课堂典礼（如立誓效忠）、参加班级抉择计划，以及教师与班级之间的声威联络等教育表象都被视作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要素。在此理论辅导下，微观政治教育实习偏重让学生在学校日子中增强政治知道和政治参加才能。如英国学校推重“翻开和均衡的谈论”，树立“学校议会”，推进校政民主化。美国学校也加强“学校民主”，组织赏识法院、市长单位、市政厅，鼓舞“政治参加”。法国学校则把学校、班级仿照成社会，组织“市长竞选”“议会争辩”等活动[41]。在班级中树立有用的洽谈机制和通明的抉择计划准则，被认为是推进儿童民主知道的有用方法。
3.重视家庭教养方法
家庭是政治社会化一个重要的场所，阿尔蒙德把政治倾向以及其他类型的具体的社接见会面解和价值观念当作是前期家庭阅历的反映和拓宽，“对后来的政治行为发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化阅历在很早的时分就发生了；这些阅历尽管不是政治阅历，可是它们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且这种影响也不易辨认”[42]。也就是说，“父母并不直接影响孩子的政治取向，而是一起日子的环境中渗透了父母的政治情绪，例如对政治机构的信赖度等”[43]。此外，父母的教育观念、价值观也影响儿童的政治社会化。chaffee、mcleod和wackman的研讨发现，选用多元交流方法家庭的子孙，政治常识程度最高；选用听任型教养方法家庭的子孙，政治认知程度或政治参加程度最低[44]。总之，家庭对儿童政治社会化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家庭的影响是一个体系化的进程，家庭物质环境、精力环境多种要素以潜移默化的方法一起作用，很难剥离其他要素单独偏重某一种要素的作用。
4.重视社会传媒
社会传媒是儿童政治启蒙的重要主体。关于媒体，有两种不一样的言语影响青年社会化:第一，成人导向的媒体经过偏重和描绘政治价值观使青年人政治上社会化，这是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化方法；第二，以青年为中心的媒体与交际网络，青年人使用媒体就政治的不一样观念与其别人进行交流，而这些观念可以不会得到成人主导（自上而下）政治社会化方法的认可。青少年和成人都能当即获得媒体，这就使得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这两种不一样的言语彼此竞赛。这两种言语在政治言语和社会政治改造的办法上可以发生本质性的磕碰[45]。换言之，交际媒体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活动途径，而变成儿童与社会政治互动的前言，推进其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jan w. van deth等人还提出，社会传媒不该简略地被视为一种单独的社会化影响，而应被视为与其他首要影响（家庭和学校）有关的存在。例如，父母和教师不只可以直接抉择答应儿童看啥，更重要的是经过与其谈论媒体内容来影响媒体的社会化作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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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这篇文章系共青团中心2021年青少年打开研讨课题“少先队员阶梯式政治启蒙要素和途径研讨”（课题编号:20zd023）的研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