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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将在12月24日至26日举行。12月17日以来，各地教育考试院纷纷要求考生上传考前健康检测结果，各种担忧开始在考生中出现：如何检测？上交检测结果后，考试时结果变化怎么办？考试中发热了，能得到及时安置吗？会在考试的聚集中二次感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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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焦虑或大或小，有的看起来甚至没有必要，但从另一个角度，这只是这届考研学生漫长焦虑的最后一击。据 测算，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超过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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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之外，因为2022年防疫政策的变动，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封控的种种波折，又在防疫政策转向后，面临集中感染与考试时间重合的困扰。一些人已经放弃，一些人还在坚持，希望在随机的备考生活里，抓住一些确定性。
实习记者 | 罗方丹
?编辑 | 王海燕“阳了一大片”后?
12月17日，在距离考研还剩7天时，凌圆圆开始随身携带酒精喷雾了。?
在学校，她每天只出门吃饭，戴着n95，回宿舍后，就拿喷雾对着全身，“喷很多遍”。拿外卖时，她对着外卖喷。走路时，她“甚至对着空气喷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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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对于疫情，凌圆圆从没有这么紧张过。周围感染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呈阳性的同学实在太多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她所在的宿舍楼层，已经“阳”了好几个宿舍。12月17日，和她一起复习过的研友，也开始发烧、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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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圆圆却一直没有症状。每天早上起床时，她先咽两下口水。嗓子不疼，便想，我怎么还没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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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阳”无法避免，凌圆圆宁愿早点感染新冠病毒。因为，如果“考前两三天出问题”，按照周围人描述的现在北京新冠病毒的强度，她担心自己无法正常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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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同样在中国传媒大学复习考研，他跟凌圆圆考虑的问题一样，但思路略有差异，“晚阳不如早阳，到时候考试就有抗体之类的，不会二次感染了。”所以12月8日，看到自己抗原检测结果呈阳性的那一刻，赵树第一感受是轻松，“现在不用担心了。”?
抗原是他当天在宿舍楼，找宿管登记领取的。那时在学校，只要感觉有症状，就能找宿管领取，自行检测，并向宿管汇报结果。如果检出阳性，宿管会要求学生联系辅导员上报结果，自行决定，是否去校内隔离点。但不测，也没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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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不想连累宿舍同学”，选择了自愿去隔离，被拉进校内隔离点的微信群时，他发现里面已经有两百多人了。此前，他知道自己楼层的30多个宿舍里，有两三个宿舍“阳性”，到隔离点才知道，原来已经“阳了一大片”，心里略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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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疫情，不只发生在北京。12月5日，河南洛阳某高校学生江画紫在学校确诊新冠阳性。出现症状后，自行上报体温时，她翻了翻全校的共享文档，发现序号排到了280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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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学生来说，在这样的感染高峰，烦恼的问题可能只有症状是否明显，如何度过这段时间。但对考研学生来说，如果感染是必然，“阳”的时间，就显得格外重要：要么一直“阴”到考试，要么在考前感染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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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在学校住集体宿舍的考生，河南郑州的郑梧羽对不感染的信心更足一点。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2月19日，郑梧羽已经12天没有出过家门，并希望一直“阴”到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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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考点在北京海淀，但人在郑州家中，所以申请了在郑州本地借考。12月17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须知，据要求在河南考生进入考场前，需在12月19日和22日，分别进行两次核酸检测，网上提交结果，以便分配“阴阳考场”。此外，考生还需要打印出核酸检测纸质报告，在23日下午前往考点进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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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梧羽看来，这意味着4次非必要的“出门聚集”，“真是生怕我阳不了。”12月17日，郑梧羽在朋友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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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发布通知的同一天，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同样要求考生在12月19日完成一次检测，并于20日中午前上传结果，以便分配 “阴阳考场”。与河南相比，湖北的条件稍微宽松，要求考生抗原或单管核酸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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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2月15日，湖北襄阳的二战考生林瑞娜就发现，本地已经买不到抗疫药品和抗原了。考研群里，她看见有人每天坚持在各大购物平台蹲点，抢购抗原，以避免出门聚集做核酸。林瑞娜很庆幸，今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时，自己在家里囤了几个抗原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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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顺利检测，林瑞娜还是有自己的困惑。12月16日用抗原检测时，她发现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常情况下，到12月19日，她的检测结果大概率依然是阳性，到12月24日，却应该康复转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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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娜理解，现在确实不可能做到绝对“阴阳分开”，她感觉这次研究生考试，“不仅成为知识的选拔，还成为体质、运气因素的选拔。”虽然任何考试都有运气成分，但早阳晚阳和感染毒株的轻重程度，让运气的成分又增高了一层。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考试时痊愈，并为此感到焦虑。最难的一届?
凌圆圆、赵树、郑梧羽和林瑞娜，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显得焦虑。这种焦虑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林晓是今年上半年刚刚上岸的硕士一年级学生，他在2020年毕业，做了两份传播相关工作后，为了赚钱，去年上半年就辞职跨考了计算机专业。今年下半年，他开始做一对一考研辅导，也见证了这一年考研学生糟糕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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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一位想考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男生找到林晓，说决定放弃考研了：因为在冲刺期，检测出了新冠病毒阳性。男生的理由是，那几天正是背英语和政治的冲刺期，但自己连续两天烧到38度5，什么都干不了。“我不想考了，心态崩了。”男生在微信中对林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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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生10月初开始参加林晓的辅导，在林晓看来，他的专业课水平已经“差不多了”，只要背背公共课，“过线肯定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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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男生的放弃感到可惜，但也理解，考前一个月，是考生最焦虑的时候，“（这时）如果有任何一根稻草加上去，（考生）就会垮掉。”他分析道。他说自己这一年明显感觉到，这届考生格外焦虑，“在讲课间隙，闲聊的时候，或者（学生）问问题的时候，都能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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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认为，虽然近三年的考研形势都很严峻，但今年最甚。一方面是超500万的报名人数，一方面是外部的变数：这届考生，在放开前经历封控，在放开后感染阳性，中途不得不离校回家，或被拉去隔离的人，数不胜数。林晓说，他辅导的十几位学生中，“至少90%，都遇到（这类）影响。”
郑梧羽对此大概会深感赞同。她数了数，从今年9月到现在，自己已经崩溃过5次了，自觉“集所有不幸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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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她无法返回北京的学校备考时。当时9月开学，为了打hpv疫苗，郑梧羽申请了延迟一周返校。结果打完疫苗，9月23日，打开各购票网站，一点击下单，就出现提示 “无法购票，暂缓返京”，没有具体原因。拨打了多部门电话后，郑梧羽只被告知，“10月底应该就好了。”
第二次崩溃，是10月中旬，郑梧羽仍然无法购票，倒先迎来了郑州的全城静默。郑梧羽的小区一直是低风险，但也经历封控。封控变严时，她正在楼下背书，被社区的工作人员叫住，让她快点回家，非必要不能下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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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11月22日，郑梧羽仍无法进京，向学校提出异地借考申请，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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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是11月30日，郑州市对高风险区域外的小区解除封控，当时尚未被批准异地借考的郑梧羽终于可以离郑，但她的北京健康宝有弹窗3，还是不能进京。11月的最后一周，郑梧羽每天花2~5个小时，给各部门打电话、在公众号申诉，得到的回复都是，“等政策”“暂缓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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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参考的焦虑中，郑梧羽开始难以入睡，时常焦虑。有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快得抑郁症了，已经几乎无法复习。11月30日那天，郑梧羽做出了决定：不考了，去找个班上。“这一年打水漂了。备考到现在，离考试还有二十多天，我连自己能不能坐上考场都不知道。”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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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北京的考生都经历过同样的波折，比如赵树。11月初，回到中传前，他在甘肃家里备考，10月6日，赵树所在地迎来全县静默，直到10月20日才解除。但赵树的北京健康宝同样在11月才消除弹窗。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赵树每天睁眼第一件事，睡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打开北京健康宝，并在弹窗出现的那一刻，陷入无法坐上考场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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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回到北京，备考过程同样可能被打断。凌圆圆在9月9日就回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校园里，再未出门。但因为宿舍楼同层“出了阳性”，11月11日，她被拉去一小时车程外的一个工业园区隔离了7天。此后，回到宿舍，她的行李刚拿出来，就因为回来的大巴车队检出阳性，她又被拉去校内一隔离点，隔离了6天。第二次隔离时，在宿舍楼下挥舞着学院旗子，迎接她们的志愿者，也被集体打包，转运去了隔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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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时，凌圆圆带上了十几本考研资料：传播学、新闻学、政治、英语，一应俱全，第一次临上车前，还补了本黄色封面的《 考研政治1000题》。她的生活物资也不缺：得知宿舍楼里出了阳性后，她迅速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大堆物资：零食、毛巾、洗发液、卫生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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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半个月里连续两次隔离，凌圆圆还是感觉丧失了“上岸的积极性”。第一次隔离时，她基本每天都流着泪入睡。第二次时，她已经没有太多情绪反应，感觉“有点麻了”。从前在自习室，她一天能学十几个小时。但在隔离点，坐在书桌前，她即便看书，也“进不去脑子”，开始想失败后的后路。
11月28日，因为害怕再次被隔离，凌圆圆的一位朋友放弃了考研，直接回家。听到这个决定时，凌圆圆有点羡慕。她也有点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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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荷是跟凌圆圆同一批，在15天里经历了两次隔离的考研学生。她记得自己第一天到第一个隔离点，就发现天花板上有一只细长的、八条腿的节肢动物。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带来的震荡却很大。白荷平时是“操心型人格”，被视作寝室的“妈妈”，但她怕虫子，平时身边有室友，这种小事很快就能处理。但隔离中，她只能独自处理，感觉孤立无援。这种状态也体现在日常复习中，整个隔离期间，她几乎全天和两位室友微信连线，才能保持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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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的与坚持的?
11月末，在第二次隔离期间，白荷的两个室友也放弃了考研。在视频通话中听到消息的那天，白荷脱口而出一句“我擦”，她觉得自己也“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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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虫子相遇的隔离间，白荷自制资料，画完了80张思维导图，用来加强记忆。因为她想考南京大学的人类学专业，专业小众，市面上没有合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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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时，白荷就想考南京大学了，她觉得那里“自然环境好、学术氛围好”，都是“认学”的人，但因为分数差异，她错过了南大。如今本科毕业，她想再冲一下，她知道南京大学的这个专业，今年统考只招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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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接受采访时，白荷的资料 “只看了一半”。当天她已经出现感染症状，发烧到38度6。出现症状时，她多少感到安心。11月30日回北京家中备考后，她看见周围“远的近的都阳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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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样要求提交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结果，以便分配考场。和赵树一样，白荷曾担心自己在考场上阳。12月19日测出阳性后，她开始担心，提交阳性抗原检测结果后，即使考试时复阴，也会被分到阳性考场。她不担心二次感染，但感觉阳性考场走的程序更多，面临的未知也更多，“考试时如果周围大家状态都不太好，总有人在咳嗽，我的答题状态也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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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她电话询问了北京考试院，得知在19日提交核酸检测结果后，考前还能重新提交一次，调整考场。白荷发现，自己手头包含考场的准考证，是5天前的12月14日收到的。相当于，在考前4天，根据检测结果，考生们还有1到2次考场变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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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白荷走出第二个隔离点，刚过去23天。“变化太快了。”她开始感到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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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变化也发生在一夜之间。12月7日，已经放弃考研，工作了一周的郑梧羽，突然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弹窗 “啪地一下解除了”。当天，新一轮的异地借考同时也开放了申请。这意味着，郑梧羽同时拥有了返京考试、在郑州借考两种选项，又能重新坐上考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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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郑梧羽裸辞了刚刚找到的律所工作，重新投入考研复习。郑梧羽说，其实经历了2022年下半年的五次崩溃后，自己也开始思考，学法律究竟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现实世界，它到底有没有用？11月底，在集中背诵考试法律内容的一天，她感到反胃想吐，伸手一抓头发，掉了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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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采访的学生中，有的是为了生存跨专业考研，有的人是向往一座城市，有的人是“感觉周围所有人都在考研”。但郑梧羽不是。高考后，她感觉自己富有正义感，有“一腔热血”，决定学法律专业，最后却被调剂到英语。大学入学后，她第一时间选了法学双学位，“学得比第一学位还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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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还没静默、初高中生放假的7月，她曾每天凌晨4点30起床，去图书馆门口排队抢位置。等待的三个半小时里，她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背书，看周遭的清洁工、冷链运输卡车、遛狗大爷，在天光渐亮时依次出现。那时她还没有想到，接下来几个月自己将经历些什么，但无论如何，她还是不想放弃，毕竟她已经准备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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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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